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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肖杰:今日西藏,為何彰顯了“中間道路”的非法與荒謬?

重磅|肖杰:今日西藏,為何彰顯了“中間道路”的非法與荒謬?

2021年05月28日 12:46 來源:中國新聞網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東西問)重磅|肖杰:今日西藏,為何彰顯了“中間道路”的非法與荒謬?

  中新社北京5月28日電 題:肖杰:今日西藏,為何彰顯了“中間道路”的非法與荒謬?

  中新社記者 鄭巧

2020年8月,肖杰在西藏林芝調研。本人供圖

2020年8月,肖杰在西藏林芝調研。本人供圖

  2019年西藏自治區實現全面脫貧,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進一步彰顯了發展道路的正確性。與此同時,境外達賴集團仍在各種場合推銷“中間道路”,聲稱“中間道路”是解決所謂“西藏問題”唯一可行的主張。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副所長肖杰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深度解剖“中間道路”出籠背景、內容,揭示其本質是為分步達到“西藏獨立”,恢復舊日政教統治。以下是訪談內容摘要。

資料圖:游客在布達拉宮廣場人工湖拍攝風光。江飛波 攝
資料圖:游客在布達拉宮廣場人工湖拍攝風光。江飛波 攝

  中新社記者:“中間道路”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籠的?

  肖杰:“中間道路”是近代帝國主義勢力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在當代的延續和反映。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從元代開始納入中央政權直接管轄序列,一直以來并不存在所謂“西藏問題”。“西藏問題”是近代帝國主義入侵西藏的產物。

  近代英帝國主義為維持對南亞殖民地的控制,與沙俄爭奪內亞控制權,兩次武裝入侵西藏,炒作西藏“自治權”概念,并扶持親英勢力,企圖在承認中國對西藏主權的同時,削弱中國對西藏的實際治權,變西藏為確保英屬印度安全的“緩沖區”。1913年至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正是這一圖謀的集中體現。二戰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美國繼承英國的對藏戰略設計,策劃支持西藏反動上層武裝叛亂,扶持在印度、尼泊爾的“藏獨”武裝。

  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后,美國一度減少對達賴集團支持,促使達賴集團改變策略,在公開言論中不再主張“西藏獨立”,轉而提出“中間道路”,企圖以“自治”要求誤導國際輿論,實現變相獨立。

  1987年9月,十四世達賴在美國國會提出“西藏和平五點計劃”,次年在歐洲議會提出“七點新建議”,構成“中間道路”的主要內容。2008年達賴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重申“中間道路”主張。

  由此可知,“中間道路”的提出,是達賴集團在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意識到“西藏獨立”的道路走不通,于是改變策略,以退為進,謀求以“自治主張”獲取國際輿論支持,進而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結果。

資料圖:圖為雅魯藏布大峽谷。何蓬磊 攝
資料圖:圖為雅魯藏布大峽谷。何蓬磊 攝

  中新社記者:“中間道路”具體包括哪些內容?

  肖杰:“中間道路”源于佛教用語,達賴集團卻將其政治化。

  縱觀“中間道路”,其核心有五條:

  一是不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宣稱“西藏歷史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1951年被中國占領”“從歷史上看,藏人有獨立的權利”。

  二是圖謀建立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大藏區”,宣稱“西藏問題”是600萬藏人的問題,要將西藏、四川、云南、甘肅和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區合并在一起,建立統一的行政區。

  三是要求實行不受中央約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認中央政府的領導和西藏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宣稱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國防,其他所有事務都由藏人(即十四世達賴集團)負責,并負有全權”。

  四是反對中央在西藏駐軍,表面上認可中央負責國防,但又提出中國軍隊“全部撤出去”,把西藏變成“國際和平區”。

  五是無視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雜居共處的事實,限制其他民族進入“大藏區”,驅趕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

  在五條內容中,不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是基礎,意在為下一步尋求“西藏獨立”進行輿論準備;“大藏區”和“高度自治”是核心;撤軍和限制其他民族移民則是為“西藏獨立”創造內部條件。

資料圖:圖為西藏第一大湖泊色林錯風光。江飛波 攝
資料圖:圖為西藏第一大湖泊色林錯風光。江飛波 攝

  中新社記者:“中間道路”中關于西藏歷史地位、所謂“大藏區”的主張實質是什么?會帶來哪些危害?

  肖杰:在“中間道路”的觀念體系中,關于西藏歷史地位的錯誤觀點是居于基礎地位的。通過建構“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觀念,達賴集團意在達到兩方面效果,一方面將自己打造成“受害者”,以便獲得國際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為日后轉變立場,公開謀求“西藏獨立”奠定史觀基礎。因此西藏歷史地位問題看似討論歷史,但其背后卻包含了十四世達賴明確的現實政治考慮。

  而所謂“大藏區”是近代以來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背景下出現的。1913-1914年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國提出“大藏區”和“內外藏”構想,意在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后,達賴集團裹挾一定數量的藏人流亡海外,建立所謂“西藏流亡政府”,自我標榜為代表“大藏區”的組織。隨達賴集團流亡海外的藏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川滇甘青涉藏州縣,這些人也成為達賴集團鼓吹“大藏區”的基礎。此后在長期和中央政府對抗和接觸的過程中,“大藏區”始終是達賴集團堅持的政治口號和原則,其背后的政治考量大概有三方面:一是籠絡流亡藏人,維系內部的統一和行動能力。二是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三是增加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達賴集團無視青藏高原上各民族交往的歷史,無視除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的居住權利,以保護“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環境”為名義要求成立一個“大藏區”。這樣做的結果無疑將是打破目前青藏高原上各民族和睦相處的格局,在整個青藏高原引發大規模的民族沖突,引發青藏高原的大動亂,最終必將損害居住在這些土地上的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利益。

5月21日,“雪域新篇——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美術攝影展”在北京炎黃藝術館開幕。<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eraasgroup.com/'>中新社</a>記者 侯宇 攝
5月21日,“雪域新篇——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美術攝影展”在北京炎黃藝術館開幕。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社記者:“中間道路”要求實行不受中央約束的“高度自治”,意味著什么?

  肖杰: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后,一度公開打出“西藏獨立”旗號。但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中美關系走向緩和,達賴集團面臨外部援助枯竭的困境,被迫重拾“高度自治”主張,圖謀重獲國際輿論關注和相關國際勢力支持。

  對于“高度自治”和“西藏獨立”,達賴集團內部早已有人闡明其內在關系。十四世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弟弟丹增曲嘉以及其重要骨干桑東等“藏獨”頭目曾表示:“我們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國人趕走!自治將是個起步。”“第一步先讓西藏在自治的名義下半獨立;第二步過渡到西藏獨立”。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頭目也對印度《對話》雜志表示:“西藏獨立與西藏自治的觀點并不矛盾,從辯證角度看,西藏獨立是原則目標,西藏自治是現實目標。”

  很明顯,達賴集團迫于國際形勢和力量對比懸殊,只能選擇將“西藏獨立”主張分成兩步走,先實現“高度自治”,恢復其政教統治,在中國內部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待條件成熟后再追求法理上的“西藏獨立”。

  “高度自治”根本違背了西藏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高度自治”主張不是抽象地談論西藏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是要讓達賴及其追隨者回到西藏、恢復統治,將“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體制搬回西藏。

  眾所周知,“西藏流亡政府”本質上仍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的殘余勢力,達賴的神權政治是整個“西藏流亡政府”的基礎,達賴家族成員長期分別把持核心權力的家族政治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組織保障。憑借神權和家族政治,達賴在偽“政府”中延續了舊西藏的專制統治,但其內部長期矛盾重重,圍繞權力利益的爭奪始終不停。

  由此可見,一個以專制和內斗為特點的非法政治組織無論如何難以與民主掛鉤,用這樣一套體制替換西藏長期實行的人民民主體制,無疑會是巨大的歷史倒退。

資料圖: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堆龍德慶區德慶村的上百位村民身著盛裝舉行傳統春耕儀式。趙朗 攝
資料圖: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堆龍德慶區德慶村的上百位村民身著盛裝舉行傳統春耕儀式。趙朗 攝

  中新社記者:請您談一下中央對“中間道路”的態度?

  肖杰:新中國成立以來,歷經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改革開放等重要發展階段,西藏不僅建立起全新的社會制度,而且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認為,西藏走上今天的發展道路,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客觀要求,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潮流,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間道路”貌似“妥協”“折衷”“和平”“非暴力”,實則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走上的正確發展道路,企圖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由十四世達賴集團統治的“國中之國”,分步達到實現“西藏獨立”的目的。這樣的做法,完全背離中國國情和西藏實際,違反中國憲法和中國國家制度,違背西藏各族人民共同意愿。中央政府多次明確表示,“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對十四世達賴本人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達賴只有公開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真正放棄分裂祖國的立場,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才談得上改善與中央的關系。

  當前西藏正處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道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時期。西藏發展進步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也進一步彰顯了所謂“中間道路”的非法性和荒謬性。(完)

  肖杰,1983年生。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現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當代涉藏政治問題研究。先后10余次前往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進行實地調研。

【編輯:葉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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